群众路线经过土地革命时期的孕育产生后，成为了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根本组织路线。它把广大人民群众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形成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赢得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确立了自己在党的事业中的重要政治地位。为了发展壮大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队伍，党的领导人在各个历史时期都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做出了新的阐述，历经了四个发展时期，践行并丰富了其理论，为党的力量的增长找到了不竭源泉。

　　一、建国后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群众路线误入歧途。

　　解放战争胜利后，我们党仍然高度重视群众路线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毛泽东同志于1949年3月发表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于1951年12月发表了《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于1955年7月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于1956年4月发表了《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论十大关系》等文著，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及时总结经验，使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不断深化，特别强调要坚决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密切党和人民的关系；要高度认识发扬群众路线传统，认真执行群众路线对于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的极端重要性。1956年9月，党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党的八大。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论述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对党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阐述。他说：“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呢？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那么，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八大通过的党章算是第一本收纳了“群众路线”的“词典”。

　　建国初期党的群众路线体现了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尊重人民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群众路线的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但由于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在具体实践中并没有正确地贯彻执行好，使群众路线走向了运动群众的反面，建设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当年9月，毛泽东视察马钢，他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的情况下说，“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不计后果、轻率地发动了一场“大跃进”运动。与“大跃进”运动的同时，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出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只用一个月时间实现了全国人民公社化。因此，在1959年底到1960年，理论界掀起了一次研究“群众运动”的高潮，当时的共识是“革命时期要大搞群众运动，建设时期更需要大搞群众运动，没有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就没有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没有1958年的"大跃进"，也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群众运动大获青睐，几乎成了群众路线的同义词。1961年12月，邓小平在《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中指出：“至少相当多的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愿的，是违反群众路线的”，“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不能照搬，只能实事求是。”1962年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同志根据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述了群众路线。他概括地说：“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种所谓的"群众运动"往往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是在强迫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似乎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邓小平与刘少奇这种深刻敏锐的眼光在那个普遍将“群众运动”混同于“群众路线”的时代里，只是孤立无援的个人思想。虽然毛泽东在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所反思，指出了“没有民主，意见不是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但终于因为他对“个人崇拜”的欣赏利用以及当时民主制度自身的不完善，形势很快再度恶化，民主决策的群众方法遭到了更大践踏，甚至沦落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庸俗形式。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结果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根本抛弃了群众路线的实质内容，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造成“文化浩劫”、“文化灭绝”的“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局面。两场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政治运动，把一些本来体现群众路线精神的形式和方法变成了违反群众路线的东西，助长了形式主义，使党的群众路线遭到了严重的歪曲和破坏，把正在发展的党的群众路线引入了歧途。

　　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三届四中全会，群众路线回归正途。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但江青一伙反革命集团却迫不及待地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这危急时刻，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果断地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粉碎了“四人帮”等反革命集团。但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后，他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是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批评“两个凡是”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这篇论述就是我们党在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的基石。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成为了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期间提出了“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是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的观点，使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扬，推动了党和群众关系的改善和发展。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中就说：“我们大家都是从苦里过来的，经历过不少困难的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的时候也是很苦的啊！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例如管理人员缺乏，技术人员缺乏，就是困难。又如改造一个企业就要减人，减下的人怎么安置，这也是困难。又如我们要建立退休制度，这是很正确的，但是也会有很多人思想抵触，这也是很大的困难。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1980年8月18日，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在1980年12月25日《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指出：“要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党员同群众的联系，要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全党同志，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经常记住这一点，经常用这个标准检查自己的一切言行。”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了邓小平、胡耀邦负责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科学评价，对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的群众路线进行了高度提炼和概括，简明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82年9月1党的十二大召开，这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写入党章，即“党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群众，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人民群众对于国家的重大作用和重要意义，充分体现了“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用智慧和勇气大胆批判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两个凡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伤害，使人们明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把群众观点与群众方法相割裂，把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相混淆的道理。通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纠正了“两个凡是”是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行径，把实事求是的精神融入到了党的群众路线相之中，要求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必须按“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标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将误入歧途的群众路线拯救回归正途，重获新生。

　　三、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十八大，群众路线羽翼丰实。

　　1989年6月，在平息“学潮”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之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巩固了我国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江泽民同志出任党的总书记。1990年3月12日，他在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提出了六个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教育的群众观点，即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的观点。这六个群众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毛泽东、邓小平的群众路线观的继承与发扬。

　　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召开，江泽民同志主持党章修订，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高度提炼和概括的群众路线简意中的另两句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补充进去了，形成了有关党的群众路线的经典表述，即“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1993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二周年座谈会上强调：“领导机关要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去，加强调查研究。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要做群众工作”，“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1997年12月22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江泽民说：“政治问题，根本上说就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他把新时期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提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并把它当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根本政治问题，反映了我们党对新新时期党群关系重要地位的深刻认识。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首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必须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我们推进事业的根本工作路线。”2003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和党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根本的政治问题。”2002年11月8日，中共十六大召开，会中决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了党章。

　　党的十六大后，胡锦涛成为了党和国家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人。2003年7月2日，他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提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2003年7月28日，他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同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2007年10月15日，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大会通过了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的决定。2011年7月1日，他在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就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群工作提出要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尤其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还特别强调了全党要密切联系群众，因为“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要“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探索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而科学发展观则创造性的回答了“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其包含的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理论是毛泽东、邓小平群众路线理论的发展，所增加的论述，新确立的观点，丰实了群众路线的羽翼，在推进党群关系、推动党的民主化进程、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供了更加可靠的保障，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民主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中共十八大以后，群众路线教育践行。

　　党的群众路线在经历过萌创期、误入歧途期、回归正途期、羽翼丰实期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高度概括成五句稳定的表述语写在十四大至十八大的党章里。在这五句经典表述语中，“两个一切”是党的最根本的群众观点，“一来一去”是党领导群众工作的途径和方法，二者构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党中央核心的新一代国家领导集体重点强调全党必须对群众路线进行教育与实践，群众路线理论的阐述开始通俗化、大众化，更易于指导基层党员践行。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按照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部署，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党的反腐倡廉工作提升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八条基本要求首先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之后对中外记者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2013年4月9日下午，习近平来到海南省亚龙湾兰德玫瑰风情产业园考察时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2013年4月28日上午他来到全国总工会机关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说“工会干部是最可信赖的"娘家人"”。2012年5月16日他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有的常年坐在办公室，很少下基层，很少接触群众，对下情若明若暗，接"地气"不够。”2012年11月29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过程中，习近平首次发表“中国梦”的重要讲话。他在阐述中国梦时深刻地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2013年1月12日，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2013年5月9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发了《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6月1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要求全党紧紧围绕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自上而下在全党深入开展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他在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交通工具发达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却远了；通信工具先进了，干部与群众的沟通却难了；干部的学历高了，做群众工作的水平却低了。”2014年3月17日至18日他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再一次把自己发表在1990年7月16日的《福州晚报》上的《念奴娇》词诵读了一遍，通过词中“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的句子来表达了自己对焦裕禄的深深崇敬之情和他自己爱民为民、责任担当的坚定情怀。

　　由上可知，习近平对党的群众路线的阐述有很多都没有像历届领导一样用哲学味道较浓的词语，而是用中国大众化、民间化通俗易懂的话语进行表述，甚至有些讲话中还引用了古诗词、古汉语来文学化党的群众路线，比如“物必先腐败，而后虫生”、“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知漏者在宇下”等。习近平的这些用词用语，看起来似乎没有对党的群众路线理论的发展有所新的建树，其实早在2011年1月5日，他就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群众工作的本质是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观点和“群众工作的核心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论断。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讲话不仅在理论上极大地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和时代要求，而且对在实践中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诚然，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党在每个时期的群众路线理论是辩证发展的，是一脉相承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中国化。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总目标，针对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以及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不良作风，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和创新贯彻群众路线的策略及其重要方法，为党的群众路线增添了新的内容。因此，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贯彻群众路线的战略策略和具体的形式方法是根据党的历史使命及其所处环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的。（塘底乡人民政府 熊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