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 陈锦辉）湖南永州阳明山位于双牌县东北隅，是国家森林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阳明山始名舂陵山，后称“阳和山”，最后改名为“阳明山”。阳明山之名何时由何人而改，其得名是否与王阳明有关？依据相关资料记载，加以分析推测，阳明山的改名与王阳明应有一定的关系。

一、以“阳明”命名的地名多与王阳明有关

从古至今，我国以“阳明”命名的地名并不多。最早的应该是位于浙江余姚会稽山被称为道教第十洞天的“阳明洞天”，传说是天地阳明紫阳真人的修行与飞升之处，故名。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王守仁以病辞官回乡修身养性，曾在阳明洞天修炼道家的导引术，并自号“阳明子”。其次是位于今贵州修文县的栖霞山，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来到被贬之地贵州龙场驿后，寓居在驿所附近的“东洞”之中，并将其改名为“阳明洞天”，在这里成就了有名的“龙场悟道”。第三便是湖南永州双牌县的阳明山，原名舂陵山、阳和山，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前后改名为阳明山。第四是阳明县，1928年国民党政府为剿灭周文革命武装，从当时的零陵、宁远、祁阳、桂阳、新田、常宁边境地区析置设立，因境内有阳明山而得名，1931年撤销。第五，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因仰慕王阳明而将台北市郊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其他，还有江西崇义县的阳明山、广东和平县的阳明镇，都是因为王阳明在当地居留过而改了原名，后人以之纪念王阳明。据此推测，在王阳明于明嘉靖七年（1529年）去世23年后，双牌阳和山改名为阳明山，很大可能与当地人们崇仰阳明先生有关，其个中缘由很有必要认真研究、分析和印证。

二、阳明山之名何时由何人所改

双牌阳明山公元前180年始称舂山（《汉书·地理志》），后因汉王室刘买被封为舂陵侯（治所在阳明山以南的宁远县柏家坪镇），舂陵山之名始广为流传，直到清代张廷玉编的《明史》中仍称为舂陵山。“阳和山”之名最早见于明洪武《永州府志》，“阳和山，在城东北（应为‘东南’）八十里，接道州界。”“阳和山”何时由何人改名为阳明山呢？清嘉庆十七年《宁远县志》中记载了秀峰禅师的事迹，秀峰禅师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在阳和山入关坐化。三年后，南渭王孙菊坡前往开关视之，见秀峰“庄严端正，俨然如生”。南渭王听说后，“加其谥曰‘七祖’……改其山曰‘阳明山’。”之后的嘉庆《湖南通志》、道光《永州府志》均有“改其名曰‘阳明山’”的记载。由此可见，“阳和山”改名为“阳明山”当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后，为南渭王所改。明嘉靖年间的零陵道士蒋鏊曾有《游阳明山》一诗：“扶筇散步到阳明，云淡风和远世尘。纵目峰头三楚尽，旷怀别领一天春。”这当是南渭王将“阳和山”改名为“阳明山”之后的事。此时开始，“阳和山”之名逐渐消失，而“阳明山”之名慢慢盛行，在各类方志中经常可以见到，如康熙九年《永州府志》，“阳明山，去县治百里，在黄溪之尾……有僧秀峰者禅定于此”。

三、阳明山改名当中几位重要人物的关系

根据学者们以往对王阳明的研究成果，可以确定王阳明曾两次经过湖南。第一次是王阳明在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触犯权宦刘瑾被贬贵州龙场驿后，于正德二年（1507年）冬从绍兴启程，经江西宜春、萍乡进入湖南醴陵到长沙停留8天，再沿湘江北上到常德短暂停留并讲学，后沿沅水往西进入贵州到达龙场驿。第二次是正德五年（1510年）春，王阳明被朝廷重新启用，任命为江西庐陵县令，循原路返回到江西任职。王阳明先后两次途经湖南，都是从湘北地区经过，目前还没有相关史志和诗文证明他到过位于湘南的永州双牌阳明山。王阳明没有到过阳明山，那么与其改名是否就没有关系呢？其实不然，一方面，王阳明在两次经过湖南期间与当地文士交往讲学，其弟子后学形成了“楚中王门”，王阳明及阳明之学在湖南仕子中影响深远；另一方面，明代永州的名人南渭王、菊坡、禅师秀峰、道人蒋鏊等人，深受阳明先生的影响，在阳明山的改名之中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其关键人物应是蒋鏊。

（一）蒋鏊与王阳明

蒋鏊是明代中后期零陵名士，是一个由儒入道的人物，正德八年（1513年）中举，先任广东教谕，潜心于理学。嘉靖九年（1530年）任河南扶沟县知县，嘉靖十四年（1535年）代理陕西三原县令，不久后去职回乡修炼道术数年。其后，大约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前后，蒋鏊专程到浙江天台雁岩等地游历，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的著名文士徐淮、徐渭兄弟交好，而徐渭是王阳明嫡传弟子季本的学生。徐渭兄弟也尊蒋鏊为师，向蒋鏊学习道术，徐渭曾有一诗：“忆昔兄与弟，相乐和鸣琴。奉君会稽山，回睇香炉岑。两两捧清爵，一一聆徽音。”诗中的“君”即指蒋鏊。由此可见，蒋鏊道人到过会稽山（曾与徐淮在会稽山中铸鼎炼丹），目的自然是求仙问道，肯定深入了解过王阳明早年在“阳明洞天”修道等事迹。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蒋鏊离开浙江回到零陵，徐渭曾专门作诗并序为其送行。

研究蒋鏊与王阳明的生平经历，两者并没有直接交集，蒋鏊任职河南扶沟知县时，王阳明已经去世（嘉靖七年冬，即1529年1月病逝）。但笔者认为，蒋鏊由儒入道，进而专程问道江浙，很大可能为了追寻王阳明早年的求道之路，其中起间接影响作用的或许是明代大儒王承裕。王承裕是陕西三原县人，明代吏部尚书王恕之子，父子两人开创了理学中的“三原学派”。王承裕曾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而王阳明曾任南京兵部尚书。两人都是名门之后，同朝为官多年，同为儒学大家，自然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有诸多交流碰撞。王承裕嘉靖八年（1529年）致仕，回到家乡三原县后专心于授徒讲学。而蒋鏊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代理三原县令，作为一县之长，不可能不拜访王承裕这位闲居家乡的大儒。相关史志记载表明，蒋鏊在嘉靖十五年（1536年）曾拜访过王承裕，并刻印了王承裕搜集保存的寇准《忠愍公集》。笔者推测，正是在与王承裕的交往中，蒋鏊更多地了解到王阳明的生平经历、不朽事功和心学思想，进一步萌发了对王阳明的倾慕之情，引发了他由儒向道的思想转变，才有之后的去官回家修道及问道江浙之行。

（二）蒋鏊与南渭王、菊坡、秀峰禅师

先说蒋鏊与秀峰。蒋鏊从代理三原县令去职，包括从江浙回到家乡零陵之后，与南渭王孙菊坡、秀峰禅师交往最为紧密。康熙九年《永州府志》记载：“秀峰，生于正德间。晚与邑人蒋鏊、宗室菊坡相友善，筑庵于黄溪之阳明山。”这里的“晚”当指蒋鏊于嘉靖二十六年从江浙回到零陵之后，而秀峰禅师坐化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事实上蒋鏊与秀峰的交往最开始应在其从三原回乡之后，因为史载秀峰生于正德七年（1512年），嘉靖十一年（1532年）即他二十岁时前往曹溪修炼三年，大约嘉靖十四年（1535年）再回阳明山，正好也是蒋鏊从三原回乡的时间。计算两人前后两段的交往时间，最长可达十一年之久。蒋鏊与秀峰相友善，一方面由于阳明山自古是佛教、道教“并存”的名山，作为“好道”的蒋鏊不可能不到阳明山修炼，他正是在阳明山修道时结交了秀峰；另一方面，秀峰本人也是亦释亦道的人物，虽然主修佛法，但对道家之术并不排斥，甚至也有修炼，与蒋鏊有着共同的志趣。

再说蒋鏊与南渭王、王孙菊坡。据史志记载，明藩南渭王在零陵共传袭四代，自景泰四年（1453年）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存续107年，依据秀峰禅师嘉靖二十九年坐化的时间来看，将“阳和山”改名为“阳明山”的当是第四代南渭王（嘉靖二十六年袭位）。四代南渭王均“好道”，其中第三代南渭王朱彦滨更是自号为“阳和道人”，从中可以看出南渭王宗室与阳明山的渊源十分深厚，也说明当时阳和山道教文化在永州当地的影响很深远。王孙菊坡可能是第三代南渭王朱彦滨的兄弟或子侄，从小受到道教文化的熏陶，作为一个闲散的宗室王孙，有时间也有资本与蒋鏊道人、秀峰禅师交往，三人结成了深厚友谊，甚至一起在阳明山修行道术。蒋鏊从浙江回到零陵后，把自己对王阳明的推崇以及对“心学”的领悟带回了家乡，与菊坡、秀峰等好友经常探讨交流，引起了他们思想上的共鸣，因为“心学”虽以儒学为本，但其中也吸收了不少佛、道思想的精华，至少在重视个体的内心修养与完善方面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蒋鏊、菊坡、秀峰等人的影响和推动，南渭王对王阳明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阳明先生萌生了崇仰之情，因而借秀峰禅师坐化的契机，将“阳和山”改名为“阳明山”。

综上，南渭王将“阳和山”改名为“阳明山”，源自于王阳明应该具有一定可信度。概括来讲，有三个理由：一是古代以“阳明”命名的地名极少，用“阳明”命名的多与王阳明有关；二是王阳明两次途经湘北并讲学授徒，形成了后来“心学”中的“楚中王门”，王阳明的事功和“心学”思想在湖南文人仕子中影响深远；三是蒋鏊道人仰慕王阳明，并到浙江等地求仙问道，返回零陵后致力宣扬王阳明及其“心学”，进一步提升了王阳明在南渭王宗室和零陵文士中的影响力。

（参考资料：《王阳明与常德》；刘范弟-《秀峰、蒋鏊、菊坡、南渭王与阳明山》；万里-《从“阳明”语义看阳明山之得名及其与王阳明的关系》；周建刚-《分裂的世界：明代零陵名士蒋湘崖事略考》；张京华、候永慧-《永州阳明山与南渭王》）